原创 陈娜 张驰 青年记者杂志

党的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既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层面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现代化当下模式在理论层面的高度概括。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有着深刻的时间性、空间性意义，它“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1]。作为一个复杂系统下的合成结构，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综合性与性，而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则应当与充分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功能相结合，唯此才能兑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全新命题的当代性意义。

基于比较的视角看，作为一种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带有鲜明的一体两面性，即斗争性与建设性。而这两大特性也正是用以解读当下中国社会媒介表达现状以及构筑媒介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指导。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媒介表达，就是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价值，以中国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实践路径为现实遵循，以中国人民真实的发展需求与深沉的精神追求为立足点，符合中华民族自身发展道路的，一整套适应大众传播媒介的表达逻辑、表达方式、表达符号、表达内容。它既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媒介化叙事，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言之，透过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视域框架，基于国际传播格局和舆论格局的不对称性来把握当代中国媒介表达的方向感和使命感，才能看清形势、研判风险、找准对策，才能切实捍卫新时代中国社会媒介意识形态的长治久安。

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2]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对“现代化”的阐释陷于一种殖民主义式的话语迷思之中。简言之，“西方化”几乎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或者说“西方现代化”成了“世界现代化”的道路。甚至于，在“普世价值论”的迷雾之下，人类社会通向现代化的一系列价值理念都被“巧妙”抽象为一种元话语，进而导致以文化渗透之形行使文化殖民之实，甚至陷入现代化话语的本质主义论调。事实上，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已经造成了很多恶果，它试图把西方经验、西方话语、西方知识体系建构伪装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球普遍性共识，进而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进阶摇旗呐喊、铲平道路。尽管不可否认西方现代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倘若将先发性等同于性，把性替代为合法性，则自身就存在无法掩藏的逻辑断裂与价值伪饰。正如人类学家吉尔兹所言“文化并非随常隶属于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其进程之类的权力”，“在阐释中不可能重铸别人的精神世界或经历别人的经历，而只能通过别人在构筑其世界和阐释现实时所用的概念和符号去理解他们”[3]。一个民族的文明形态和历史文化是经由多种多样的话语体系所形构出来的，对异质性的构成渊源保持敬畏并展开剖析往往具有更强的深刻性和现实性。

对于现代化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存在着先天性的本质区别。一方面，西方现代化是基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对“资本至上”话语体系的衍生，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对“劳动至上”话语体系的践行。西方现代化建立在武力攻伐、对外战争、殖民掠夺和强权政治之上，而中国式现代化谋求人民为本、美美与共、各美其美、天下大同。此外，从哲学根源来看，“西方现代化发端于西方文化，在发展中形成‘主客二分’的思维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深深嵌入了‘’理念，深度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客统一’的哲学思维，并在实践中形成一种‘主主平等’的价值取向”[4]。

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凝练是对现代化话语迷思的挑战，体现出对西方现代化本质主义的抗争，以及对西方现代化历史局限性的超越性突破。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了道路选择，也给全世界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与和平崛起的发展中提供了另一种方案和可能。而这种破局性意义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甫一提出就带有鲜明的斗争性，尤其是在面对“西方之乱”愈演愈烈的国际形势之下，这条道路愈发彰显出通往“中国之治”的无穷力量。正如郑永年教授所言：“中国方案是有全球性意义的，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如果中国的道路能够解决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5]

“一个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6]无论从理念上还是从实践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不仅在于其作为破局力量的斗争性对西方现代化元话语元逻辑的解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历程，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所形成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落实中国方案的实践道路。

回望历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践属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开创奠定了哲学基础。无论是在波谲云诡的国际风云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构筑起强大物质基础的战略定力，还是摆脱西方“短视政治”影响，着眼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人的发展，致力于社会各个领域相互协调与共同进步的长远布局；无论是深刻把握党的性纯洁性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始终将坚持自我革命作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重要原则的政治操守，还是有效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现实两难中实现平衡的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在历经实践探索与理论建构的艰难曲折之后，以坚定的文化自觉和道路自信为后发追求和平崛起的现代化之路擘画了一个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样本，这一切都彰显出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

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建设之路绝非平坦。“近代以来，我们先以中国为问题，以西方为方法，也就是所谓中体西用；后来又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也就是胡适一路的‘全盘西化’和当下的‘普世价值’；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以及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的觉醒，如今我们应当并且可以立足自己的历史实践走自己的路，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模式与经验等，也就是所谓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7]换言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不能离开对中国现代化史主动、自觉、理性融入世界现代化史这一探索过程的辨认：一方面，“只有中国人顽强认取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并且不为历史曲折所动摇，坚韧地守护现代化的转变决心，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现代化史才会凸显其历史基调，才会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现代化面目崭露给世人”[8]；另一方面，“只有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持之以恒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进一步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9]。

由上可知，中国式现代化是实践与理论相统一的现代化，是经验与逻辑相统一的现代化，是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现代化，也是斗争性与建设性相统一的现代化。进言之，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具体国情所探索和形成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我们将无法在现代化的世界演进史中开辟出一条足以适合自己的现代化之路，更无法以范式的高度为其奠定立身之本的宏观表达。

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斗争性价值义理解读当下中国社会媒介表达现状以及媒介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语境，至少需要在三个层面反观其风险隐患。换言之，以斗争性破局，还不能忽视普遍存在的三个现实屏障，即技术迷思、思潮迷思、话语迷思。

（一）技术迷思

作为数字化时代媒介表达的主阵地，互联网的表达逻辑往往成为判断民意舆论的依据。但是，仅仅将互联网作为不同意识形态传播的载体平台，却忽视了互联网的技术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一个误区。“很多阐释都认定某些技术‘内嵌特殊规则’。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互联网内嵌着像自由、共同体、平等、利他主义和民主等价值。同时，也有人声称互联网内嵌着社会控制、纪律和等级。无论内嵌着什么样的内容，它都是这样一种理念：技术形式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性，而这些特性是人类无法干预的。”[10]

也就是说，简单地将互联网作为一个价值无涉的技术平台，而对其媒介表达为技术属性所规约的意识形态属性无从辨认，将很有可能被一种看似智能的表达方式所隐藏的话语逻辑带进一个隐秘而巨大的认知鸿沟，终在不自觉的偏见中难以自拔。

事实上，因互联而成网，互联网根本的功能即是连接与联通，然而这种以关系属性作为其技术属性本质特征的媒介平台，却建立在一个以非对称性为基石的技术起点之上，并且因此而带来了以文化渗透、文化殖民、文化霸权等一系列症候为代表的媒介表达潜在风险。

众所周知，当前全世界支撑互联网运转的根服务器共有13个。其中，1个主根服务器设在美国，12个副根服务器中除3个分别在英国、瑞典、日本之外，其余9个均设在美国。不仅互联网借以运行的一系列根本性技术规则都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制定的，而且所有根服务器也是由一个美国政府授权的互联网域名与地址管理机构ICANN统一管理。2005年3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已明确将网络空间定义为和陆、海、空、航天同等重要的、需要美国维持决定性优势的第五大空间，并表示要无限期保留对互联网根服务器的监管。ICANN虽名为非营利机构，但改变不了其隶属于美国商务部的政府背景。有学者甚至直接指出：“ICANN具有鲜明的特点：它是互联网治理领域少有的集中式权威，它将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很多方面私有化了。重要的是，它受到美国政府的监督，对其负责。”[11]显然，这意味着地缘政治早已强力介入网络空间，技术与意识形态已经高度混杂在一起，互联网并非超脱于物理世界之外的空间，其基础技术架构的控制权以强的集中化样态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连接埋下了诸多隐患。

仅从2009年5月微软突然宣布关闭古巴、伊朗、叙利亚、苏丹、朝鲜五国MSN服务便可足观，一旦发生端突发事件，西方的不合理理由都有可能导致根服务器中断服务，从而避免不了中国亦被排除在国际主干网之外的被动局面。不仅如此，“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多的网民，但是互联网中文信息流量相对较少，与英文信息流量差距尤为悬殊”，“全球访问量大的前1000万个网站中有63.7%为英文网站，占比位列；而中文网站仅占1.3%，占比位列第十”[12]。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以美国等少数发达的语言、思想、文化为核心的全球传播体系。从主流传播语言到搜索规则的制定，所遵循的都是美国化的思维方式。人们在接受大量的可以由西方操控的网络信息的同时，也很自然地在接受着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特别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这种语言基础与文本构成都是依赖于英语语法及美国社会叙事框架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其所依托的海量网页数据与大模型的技术逻辑，都让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无远弗届的技术迭代横空出世之时，完全不可忽视这些始终为跨国资本所掌握的技术产物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正在悄然发挥强大威力。

（二）思潮迷思

所谓思潮，是指带有一定自发性、异质性、关联性以及内聚性的思想观点或价值理念的表现形态与动态流变，作为一种复合型生态系统，社会思潮“不仅影响着人们对特定时代关键问题的思考和表达，甚至会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左右国际政治的重要显性力量”[13]。无论是社会舆论的形成，还是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都与社会思潮的内隐影响与蓄力推动直接相关。而随着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愈发频繁和活跃，在新兴媒体迅猛发展的助推下，社会注意力愈发稀缺、社会统一行动能力愈发分散、社会认知方式愈发复杂，而这一切都无可避免地带来了多元社会思潮对当代中国媒介表达现状提出的挑战。

自2010年起，《人民论坛》杂志推出《当今重大思潮》栏目，经过十余年的接续研究，对重大社会思潮的研判已成为《人民论坛》的研究成果。2020年，该栏目推出年度十大社会思潮榜单，不仅系统梳理了2010年至2019年国内国际十大社会思潮[14]的基本样态，更是清晰呈现了主要社会思潮的起伏兴衰，为判断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与关联提供了重要依据。

不可否认的是，社会思潮的多元化是社会进步的基础，是推动社会创新求变、兼容并蓄的重要力量，是促进社会进一步探寻共识、注重合力的催化剂与黏合剂，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重要的积作用。但是，这其中也不乏一些消因素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负面影响。比如，以“超然”“普世”“公理”“人性”“共性”等来自西方的似是而非的口号出现，实质是兜售西方的价值观，鼓吹西方宪政的言论。再如，以“马克思主义者”“为党说话”和“为改革开放申辩”的面目出现，用所谓“新思维”“民主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重新评价”“转型”等理论去“重新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党史”。[15]

简言之，一些渊源各异、反党反华、以洋为尊的立场往往隐藏在形形色色的媒介表达之下，互为表里、相互勾连，试图从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领域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合围”。以所谓“普世价值”为例，试图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法治、人权”置于抽象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然后将这一套看似价值无涉，实则符合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话语标识，精心编造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形态，进而以“趋同论”推导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殊途同归的结论，以元话语、元符号、元逻辑的手段巧妙地实施着颠覆马克思主义并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政治目的，其背后是具野心地试图将世界潮流引向西方社会制度与价值崇拜的裸的话语霸权。也就是说，“有毒”的绝非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法治、人权这些理念本身，而是试图以西方式，或者仅将符合西方世界利益的自由、民主、人权抽象为一种原教旨主义，并以此来丈量、评判，甚至征服全世界的伎俩。而这种媒介表达的套路曾经甚嚣尘上，具有大煽惑性，为正确理解中国和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制造屏障。

为此，时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的王广先生就不无感喟：“从这一意义上来理解，这的确是一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意识形态领域虽然不见硝烟炮火，但同样是这场伟大斗争的重要战场。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好准备。”[16]

（三）话语迷思

如果说技术平台的不对称给中国式现代化媒介表达带来了潜在风险，社会思潮的多元化给中国式现代化媒介表达带来了显在阻力，那么话语传播的一系列规则运作则常常以另一重迷思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媒介表达带来破局之忧。

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话语既表现为某个语境中运用符号系统表达思想情感或实现意图的文本，又意味着一切文本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语境及其所对应着的特定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一言以蔽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力量，话语既能反映编码者对事件本身的表达与构建，又能影响解码者通过文本对真实事件产生特定理解与认知，而这种理解与认知又通常带有某种内隐式的导向特点，以一种潜移默化波澜不惊的方式表达意志甚至参与改造。正如赵汀阳先生所言：“话语世界必定是个政治世界。甚至，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当使用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语言去命名、定义和描述世界，就同时是在重新安排甚至虚构事物……这是支配心灵的有力的政治。”[17]

在全力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媒介表达的道路上，首先要警惕的就是西方话语陷阱的风险。作为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日报》多次在不同渠道强调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性，以及西方媒体长期主导国际舆论场并直接左右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所存在的问题。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大陆”的英文翻译为例，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文表述上，我国的官方表述是CPC(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但部分西方媒体多采用CCP(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的说法，这看似区别不大的译版实则大有玄机。CPC强调共产党是属于中国的，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政党；CCP则强调与中国有关，具有中国属性但缺乏与中国人民紧密连结的含义。而更为重要的，“CPC不仅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也表明今天的中国‘不会向外输出革命’，不会在全世界带头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张”，CCP则通过强调“共产主义”（在西方，“共产主义”一词带有负面联想）的方面，“试图让受众不自觉地将其与所谓的‘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妖魔化中国共产党，营造其负面形象”[18]。

无独有偶，在对“中国大陆”的英文表述上，所谓的“国际惯用表述”更直白地暴露了西方话语陷阱的用心，即不采用中国英文媒体使用的“the Chinese mainland”（强调大陆是中国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其他的部分），而是在涉台报道中频频使用“Mainland China”（强调大陆和台湾分属不同主权）的表述，并将其与“Taiwan”并列使用，但这种表述方式显然完全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由此可见，翻译即政治，看似是词语之变，实则是话语之辩，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之争。

事实上，综览当前媒介表达现状，这种话语迷思比比皆是，例如以“全球化”指代“西方化”，以“代理”指代“买办”，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指代“血汗工厂”。正如李彬教授所言，“现代文明首先体现为一整套文化霸权的柔性运作，也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心悦诚服，而这一切往往体现为若干核心符号即所谓元符号能够深入人心，如自由、平等、博爱等。换言之，建构新的元符号、元话语，也就是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诸如建政、浩劫、纳税人、国际化、中产、公民社会等，都堪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意识形态的元符号、元话语，由此悄然形塑了一整套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19]。

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阎学通先生进一步将一个的软实力细分为“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国内动员力三项要素”[20]，而这些都为中国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参考。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媒介表达的立场、观点、方法也将直接参与并影响一个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国内动员力的形成。

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媒介表达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漫长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形成了符合自身规律的一套经验做法，为探索新时代媒介表达的实践路径留下了宝贵财富与立身之本。

首先，以正确处理新闻与宣传的关系为例

一段时期内，新闻与宣传被视作一组说不清道不明甚至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光是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界定就至少有四种说法之多①。更有甚者，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视域中的“宣传”不屑一顾，以西方语境中的“宣传”作为正解；或是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于不理，奉美西方所谓新闻主义为圭臬；再或者，对新闻与宣传的关系讳莫如深，以新闻之职攻击宣传之业，甚至对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的正当性大加鞭挞。这些都给正确开展新闻宣传实践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

然而，立足新时代，站在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高度来理解新闻工作与宣传工作的实践路径，不难发现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道相通而术相谋的深层关联。借用韩毓海先生的话，“宣传是政治性的，新闻是社会性的，传播是技术性的，厘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以为很重要，也很有必要”[21]。简言之，不善用逻辑思维以抽象概念的方式讲思想、讲主义、讲政治，就做不好宣传工作；不善用形象思维以具象故事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百态、刻绘人民群众心声，就做不好新闻工作；不善用新技术新手段新方法把普遍性的真理与特殊性的故事传送广远，就做不好传播工作。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媒介表达需要将善于讲政治的宣传手段、善于讲故事的新闻手段、善于讲传播的技术手段综合统筹于一体。这三者之间尤其是新闻工作与宣传工作之间绝非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而是各有传播语境与实践逻辑，必须各尽所长相互结合互为转化才能共同为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铺就守正创新之路。

其次，以正确处理“以正面宣传为主”为例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宣传工作的一贯指导方针，“以正面宣传为主”旨在强调及时、准确、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成就进而营造鼓舞人心的社会氛围。然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工作方针容易被简单偏狭地诟病为不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甚至与“低级红”相关联。陈力丹教授曾撰文谈道，“正面宣传不是报喜不报忧，而是强调要以取得正面效果为主。坏事发生了，处理得好，批评有理、有利、有节，传播效果就是正面的；而好事若为局部的政绩服务，传播效果却是负面的，损害党的声誉”[22]。显而易见的是，正面宣传是为了取得正面效果，正面效果的取得需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以正面宣传为主”与“报喜”或“报忧”不构成关联，而是与“如何报喜”和“如何报忧”直接相关，一言以蔽之，不遵循新闻传播规律的“报喜不报忧”都无法取得正面效果。

事实上，要深入理解这个党的百年宣传事业中的重要法宝之一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还需要上升到国际舆论斗争的格局中去观察研判，在世界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攻势之下再来认识社会主义“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斗争策略，会更具现实意义。为破除对“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谬解，赵月枝教授这样回应道：“在一个强势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需要强化用社会主义价值来舆论。这与‘为专制辩护’和‘为腐败官僚辩护’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学理层面把两者分开，并在具体的报道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23]，不可谓不一语中的。

在实践层面，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媒介表达，离不开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指引，毕竟，世界是斗争的，面对暗流汹涌的国际政治斗争，面对对立条件下的话语博弈，媒介表达的形式都足以成为人们改造世界并与敌人斗争的武器，认识不到这个层面也就难以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破局立身。

再次，以正确处理“时度效”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若干重要会议上多次强调把握“时度效”的重要性：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谈到“宣传思想工作要把握好时、度、效”，在2014年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次会议上谈到要“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在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谈到“时度效是检验新闻舆论工作水平的标尺”。可见，“时度效”要求事关新闻传播工作的规律遵循，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舆论格局与话语场域的策略法宝，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媒介表达占领舆论先导的杀手锏。

众所周知，舆论是社会心态的皮肤，是社会大众情感立场、价值判断的晴雨表，也是主流媒体凝聚社会共识、营造和谐氛围的重要突破点。但是，面对社会分化、社会思潮多元、文化渗透隐秘、技术平台驳杂、信息摄入碎片等一系列现状，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并不容易，而把握“时度效”是其中的关键环节。

回顾历史，毛泽东1957年提出的“新闻，旧闻，不闻”的观点；江泽民1996年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强调的“登什么，不登什么，怎么登，都要从全局出发”[24]的指示，都体现了党和对待新闻舆论工作的战略定力与政治谋略，也与时至所强调的“时度效”要求不谋而合。

在把握“时”的方面，处理好勇立潮头、抢占先机的时效与谋势而动、顺势而为的时机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把握“度”的方面，处理好回应关切、吸引关注的热度与符合需求、遵守伦理的尺度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把握“效”的方面，处理好客观自在反映社会变化以求效果与主观能动分配话语资源以求效用之间的辩证关系。事实上，无论哪个年代，正确处理好“时度效”都是做好新闻宣传思想工作的实践要则，也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媒介表达的实践路径之一。

今天，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斗争性与建设性来考察当前我国媒介表达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实践作为，既有应对国际竞争与迎接外来挑战的客观性要求，又有参与文化建设与推动文化强国的主观性动力。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唯有大破大立破立并举，才能在愈发多元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中找到媒介表达现代化的中国气派与中国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