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这些领导人都曾从事新闻工作……
广电 昨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庖丁解news ，作者戴梦岚
作者|戴梦岚；编辑|魏园来源|庖丁解news
盘点总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瞿秋白、廖承志等几位中共领导人的新闻故事。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许多领导人都曾从事新闻工作。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本文特意盘点总结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瞿秋白、廖承志等几位中共领导人的新闻故事，他们都不是职业的媒体人，但他们都将新闻舆论工作视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大事，在中国新闻留下精彩篇章。
当下媒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他们的新闻思想、他们在新闻舆论工作中对“时度效”的高超把握、他们的优良文风，或许对大家有所启发。
▍毛泽东：“新华社好的记者”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多次为新华社撰写、修改稿件，留下了《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名篇。
胡乔木回忆说，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达到了他一生中从事报刊新闻工作的辉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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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为牵制我军，蒋介石命令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组织一支多达五个师的快速机动部队，企图突袭石家庄，威胁附近没有重兵驻守的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所在地。但这一计划很快就被中共地下党员、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等情报人员获悉，并及时转报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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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来犯之敌，毛泽东在做好军事部署的同时，亲自组织和撰写了《蒋傅军妄图突袭石家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蒋傅军已进至保定以南之方顺桥》《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等几篇重要新闻稿，公开揭露敌作战计划，及时逼退十万国民党军，唱了一曲现代“空城计”，留下“雄文退五师”的佳话。
据《中国新闻社会史》记载，解放战争时期，一次毛泽东改完新闻稿，兴致勃勃，意犹未尽，问身边的新华社记者：“你们说，谁是新华社好的记者啊？”大家不知所以，左顾右盼，无言以对，只见毛泽东从容说道：“就是我毛泽东嘛。”
其实，毛泽东在运动时期就接受过中国早的新闻教育，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管理员的毛泽东，听过名记者邵飘萍、北大教授徐宝璜等人的授课，还是我国个新闻学教育团体——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学员之一，并取得了听讲半年的证书，是正经的新闻科班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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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中国新闻事业更为重要的贡献，是在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阐述了无产党报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经典文献，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核心精神延续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我们现在并不清楚毛泽东是否读过西方传播学的材料，但他在1958年做出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的决定，却与美国传播学者威廉·麦奎尔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接种免疫论”不谋而合。
所谓“接种免疫论”，指的是对受众有意识地灌输反面信息，使他们对这类反面信息产生适应性和抵抗力，等到他们一旦真正面临反面信息的大举入侵时，就不会轻易动摇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参考消息》仅供党内外干部阅读。1958年，毛泽东决定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还将此举比作“种牛痘”。
他指出，《参考消息》连那些骂共产党的反动言论也刊登，并不是替帝国主义做宣传，而是要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大家面前，让人们经受考验，一些消息封锁起来反而有危险。
▍周恩来：“新华军”的
周恩来同样和新闻工作结缘很早。
运动前后，周恩来在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用笔名“飞飞”撰写了许多评论，该报广受欢迎，被评为“全国的学生会报之冠”。
运动时期，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和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这一南一北两份刊物，成为当时全国影响较大的进步学生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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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11日，由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出版，武汉沦陷后，《新华日报》在重庆接续出版。
《新华日报》作为在国统区合法出版的一份中共报纸，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
毛泽东曾赞扬说，《新华日报》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一个方面军。自此，新华日报有了“新华军”之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1月17日，国民党污蔑新四军“叛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的番号。
当晚，《新华日报》编辑人员躲开坐镇报社的国民党新闻检查人员的监视，在18日出版的报纸上发表了周恩来为“皖南事变”书写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刊有周恩来题词的报纸被许多人当做资料保存，《新华日报》销量剧增了五倍。
图注：《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题词（来源：新华报业网）
1954年，新中国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出席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为代表团团长，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代表团还成立新闻办公室，任命解放前长期潜伏在国民党的熊向晖为主任。
据熊向晖回忆，代表团为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在放映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时，熊向晖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段写成十多页的说明书，准备翻译成外文，发给前来观看的外国记者，但这一做法被周恩来批评为“党八股”。
周恩来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带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你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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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照办后，“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果然大获成功。正在瑞士旅居的卓别林也表达了对《梁祝》的赞赏和兴趣。熊向晖后来同周恩来总理谈到，此事让自己明白对外宣传的重要，总理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
▍邓小平：“油印博士”与《红星》主编
邓小平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曾有一个“油印博士”的外号。
邓小平当时负责编辑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少共”（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既当编辑，又负责刻印，他的字迹端正、版面整洁，被同志们称赞为“油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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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邓小平正处于“三落三起”的个政治生涯低谷，他被分配到红军机关报《红星》担任主编。
走马上任后，邓小平主抓报纸质量，缩短出版周期，加大信息量。开辟了《前线通讯》《军事常识》《军事测验》等专栏，通俗易懂，从战斗捷报、英雄事迹到红军中的不良现象，《红星》都有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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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调动红军将士投稿积性，邓小平起草征稿启事，表示五百字以上的稿件，“每五百字酌寄现金一角”。
为了活跃版面，做到图文并茂，邓小平还以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出征用照相机和照相器材的启事，启事发出后，有的红军军团配备了战地记者和通讯员，为《红星》投稿，寄送相片。
邓小平主编《红星》当年，这份军报就成为中央苏区读者多的三大报刊之一。
红军长征期间，《红星》坚持出版了28期《长征专号》，由于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报《红色中华》，和中央苏区机关报《斗争》等刊物相继停刊，《红星》实际上成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报纸。
▍瞿秋白：主编中共份日报
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不仅是无产革命家、文学家，还是才华横溢的新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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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时期，他就同郑振铎等人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后来又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记者，前往苏俄采访报道，采写了的通讯报告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书，加深了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的了解。
其间，他还译介了《国际歌》词谱，现在耳熟能详的“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一词，就是瞿秋白首创的音译。
而他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遇害时，就是唱着自己译介的《国际歌》走向刑场的。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为了配合斗争，中共中央创办了份日报——《热血日报》，主编为瞿秋白。
图注：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创刊号（来源：上海政协官网）
作为一份日报，《热血日报》弥补了中共其他刊物在时效性上的不足，刚问世就受到群众欢迎。
在新闻竞争激烈的上海，《热血日报》出版10天日销量就达到了三万份，每天收到来稿来信数以百计，许多读者冒着的危险，义务推销报纸，还向报馆捐款。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在历史转折的紧急关头，瞿秋白以书生之肩挑起统帅全党的重担，在“八七会议”上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1931年1月，瞿秋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此后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战线的斗争。瞿秋白遇难后，鲁迅先生为他题写了一幅立轴，引以为知己：“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后来也成为新闻人，她曾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用俄文广播毛泽东主席宣布的中央人民政府公报，1950年同丈夫作为新中国的批驻外记者前往苏联，筹建了新华社莫斯科分社。
▍廖承志：“中新社是我国新闻战线的奇兵”
谈到廖承志同志，人们谈论多的可能是他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之后，一家几代人为中国革命奋斗。
但鲜为人知的是，廖承志是中共新闻宣传方面的一员大将，他不仅担任过新华社社长，还领导创办了中新社，与中国内地两大通讯社都有深厚的渊源。
廖承志学识渊博，通晓五国语言，擅长诗词、书画、戏剧，才华横溢、交际广泛，在党和的多个重要岗位上工作过，有外国友人称他为“奇妙的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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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党中央派廖承志前往香港担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其间，为做好党的对外宣传，廖承志主持创办了《华商报》。
关于这份报纸的定位，廖承志颇费一番心思：在向周恩来请示办报的电报中，他就提到这份报纸“以救国会之姿态出现，但不太露锋芒, 不过我党重要文件应发表”。
至于报纸取名“华商”，廖承志考虑到如果报名直接可以看出是中共党报，不但会招致各种反对势力的围剿，而且发行一定会受到限制，不容易在港立足。
报纸创刊后，廖承志邀请范长江、张友渔、廖沫沙、乔冠华等文化名人主持笔政，吸引了海内外众多读者，在侨胞中享有很高声望。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当时香港云集了大批从内地撤来的文化精英，处境艰难。
周恩来要求廖承志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区。廖承志随即组织了一场敦刻尔克式的大撤退，帮助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800余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还有英、美、印籍的国际友人100余人以及港澳进步学生1000多人安全撤到广东，无一，无一牺牲。
这次营救后来被称为“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现在深圳还建有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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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廖承志却在不久后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直到1946年才获释回到延安，担任新华社社长，同时兼任了《解放日报》社长。
1952年，为便于向海外华侨华人介绍新中国，廖承志领导创办了中国新闻社。
在中新社的成立会上，廖承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中新社的任务、宗旨，乃至消息怎么写、中新社记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做了详细的说明和要求。
改革开放后，中新社重新组建，廖承志同样对中新社牵挂于心，多次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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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7月，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在一篇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流露出故园之情、民族之意。
大陆方面迅速捕捉到这一信号，与蒋氏父子渊源深厚的廖承志，提笔写了一封《致蒋经国先生信》。
经过廖承志的巧妙安排，该信除了在《人民日报》刊登外，还在能够进入台湾发行的香港《星岛日报》《华侨日报》上及时刊发，在海内外产生强烈反响。
此外，这封家信本身情真意切、文采斐然，说理丝丝入扣、层层递进，被选入大陆中小学语文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