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经成为当前党和的中心任务。在新时代新征程的道路上，日益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新闻传播学科，应该牢牢把握住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内涵，厘清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历史使命，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并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
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历史使命
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宏观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主体、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科学技术等因素，都会使得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内容和实践应用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和面向。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的新闻传播学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不仅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中国式”的理路，更为其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应用提出了新的历史使命。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时代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发展理念出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在讲话中对党的百年历史作出总结：“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初步解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在四个月后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道路的肯定。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得到了的阐释，明确了其基本内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同时又兼具其他现代化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有着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五个基本特征，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发达所鼓吹的以资本为中心、两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有着鲜明的区别。中国式现代化并非照搬西方的现代化经验，而是根据中国基本国情、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基因、历史语境[1]等因素因地制宜得来的，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此外，党的二十大还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九大要求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怎么做”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新闻传播学如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规划了道路，明确了新闻传播学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的历史使命，即立足本土、放眼世界。
（二）立足本土，上下求索：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哲学社会科学是对人类社会、人类思维、人类行为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探索的学科，从真实的社会现象与人类交往中得来，为了满足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需求而诞生，其中新闻传播学更是一门实践的学科，其发展与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密不可分。从思想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一系列促进社会思想觉醒和社会结构变革的运动的兴起，使得西方于全球其他地域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促使西方的现代思想成为主流，一直着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发轫于大众媒介技术与大众传媒业蓬勃发展的新闻传播学亦是如此，正是由于美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需求，才使得传播学诞生于美国、新闻学繁荣于美国，也使得基于大众传播行为的传播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占据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流，塑造了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知识体系。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科技、文化等实力的快速提升，在短短几十年间就逐渐赶上了西方发达的步伐，在现代思想层面也逐渐缩短了与西方的差距。2022年8月，中国进入了创新型的行列，成为与美国、日本、瑞典等发达一样以科技创新作为基本发展战略的，这代表着中国在这第四次科技浪潮中站在了世界的前端，已然跻身于世界科技创新的领跑者行列。同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西方发达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正如西方的现代化经验无法被完全复制，传统的大众传播理论也无法完全解释如今的中国社会现实，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转向与自主体系建构是未来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而当下，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需要新闻传播学发挥所长之处，就是赋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
自进入新时代以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继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后第五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同于“四化”更依赖于物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更需要意识形态工作的进步。不同于西方发达较为平缓的现代化过渡，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复杂的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日益凸显，因此更需要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作为强有力的后盾。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掌握的治理理念、动员多元的治理主体、建设良好的治理制度、运用有效的治理手段去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矛盾与问题，是一个制度理想和制度安排能力的集中体现和现实表现。[2]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总书记曾提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关乎“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历年来对新闻工作者、媒体从业者、传播研究者提出的工作、科研要求如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主流舆论格局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建设、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无一不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反映、再现与外化。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新闻传播学，要立足于本土，正如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提出的，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为中国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而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贡献一份力量。
（三）放眼世界，求同存异：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并非仅仅是中国的现代化，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建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更适用于发展中的现代化路径，本身就有着帮助其余发展中摆脱对西方发达的依附，寻求独立发展道路的内涵。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对西方现代化的抵制或抗拒，而是有选择地兼收并蓄，既有学习，亦有扬弃，是求同存异的现代化。
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学科的兴起本身就与全球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自由经济体制下的垄断资本的发展需要，不断向国内、国际市场扩展所导致的。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语境下，新闻传播学成为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向外扩散意识形态、掌控发展中现代化方向的工具之一，发展传播学便是由此而来。发展传播学理论认为，大众传播是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有力工具，媒介可以地传递现代性信息，有助于将民主政治、实践和市场经济传递到世界上落后和传统的，尤其是第三世界。这一理论范式明显带有浓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西方发达对外传播现代化理念的方式就是“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的生产方式”[3]，从而使得全球都被纳入他们所创造的话语体系当中。
而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新闻传播学，虽然也兼具着向外推介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的历史使命，但与美国主流传播学派不同，其并非尝试打造出一套“完整”的“标准”的主体都可以拿来套用的中国式发展模式，而是一种根据社会现实实践得来的“与同命运、与时代同进步、与社会同发展”[4]的发展理念。在此基础之上，有学者倡议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出发，总结与反思发展传播学的经验和教训，进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媒介与发展传播类型”[5]，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路径，同时供其他发展中参考借鉴，“为广大发展中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6]。
总的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也为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与实践指明了未来的发展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
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特征
现代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每个时期都有着与该时期相对应的现代化理念。如果说普遍认为的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发展到工业时代，标志着人类生产力的解放，那么当前的人类社会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一现代化的目标，而接下来的现代化则是向着知识时代迈进，[7]目的则是人类创新力的开发。总书记在2022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中再次提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不仅仅是物质文明的现代化，同时也更应该是精神文明的现代化。
2016年5月17日，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4月25日，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并在二十大报告中将知识体系拓展为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新闻传播学，理应担当起人类“灵魂雕刻师”的角色，尤其是在通信技术、智能技术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结构以及运行方式的当下，更应该肩负起为人类解释现象、帮人类认知世界、助人类解决问题的重任。
由于科技创新带来的媒介技术快速迭代，使得以互联网、大数据等为主的新媒介、智能媒介逐渐取代了大众媒介在人类社会传播中的支配性地位，美国传统的传播研究范式已经无法完全满足当代研究者的需求，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力愈发疲弱。而中国国际地位与科技实力的提升，使得中国在网络传播技术和智能媒介技术等领域均已位于世界前列，与西方发达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甚至在某些因新媒介技术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转变已然于欧美，以往“西学东渐”式的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也已经无法跟上整个学科的前进脚步，因此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急需更新。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人类的传播活动则是支撑起这一复杂系统的神经元，承担着将社会不同个体与不同群体之间相互连接起来的责任。受到错综复杂、波谲云诡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人类的传播活动也可谓形态万千，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当中，这种复杂性在信息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更是呈现出熵增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内容也繁荣起来，学科知识体系得到了的扩充，这无疑是有利于学科的发展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则不能呈现出“无序”的状态，而是应该在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基础之上，有所侧重、有所选择的。在此，笔者尝试从理论表层与意识里层两个层面归纳出六个特性，对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的内容和方向做出总结。
（一）理论表层：深挖学术性、把握思想性、坚持开放性[8]
1.学术性。顾名思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对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研究、学术水平、学术规范三个层面的要求之上。
首先，学术研究关注的是新闻传播学者的学术意识，对新闻传播学在归属、问题意识和理论创新三个方面有着明确的要求。从归属的角度而言，虽然新闻传播学是从多个学科的交叉领域诞生而来，但仍然有着鲜明的研究趋向，即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课题，都应回到这一母题之上，明确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边界；从问题意识的角度而言，由于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因此要求的研究内容必须是基于真实的社会问题之上，并在此基础之上尽可能地发挥学术想象力；从理论创新的角度而言，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应当是在结合社会实际的情况下对已有理论的继承和延展，抑或是创造新的理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学术研究强调的是以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视野，去发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在研究后提炼抽象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学说，而并非简单套用西方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其次，学术水平则关注的是新闻传播学者的学术能力，从学术科研、教育教学与媒介实践三个层面提出了要求，要不断地提术水平，以能够从容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所可能出现的难题；后，学术规范关注的则是新闻传播学者的学术态度，明确的学术规范是学术创新成果科学性和合法性的保证，只有将学术规范做好、做扎实，才能产出高质量的成果，同时也更容易将之推介到全世界，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2.思想性。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性体现在学科的问题意识与核心观念上。
这种意识和观念强调的并不仅仅是研究什么以及研究出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了什么而做研究。只有在做研究时保持正确的问题意识与核心观念导向，终的结果才不会过度偏离。但这不意味着思想性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与政治画上了等号，政治只是其外化的表征之一。思想性更强调的是独立辩证思考的能力，即面对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时，能否以的眼光看待它，而非全盘接收。此外，思想性还有着前沿性的表征，即以创新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对学科的进路时刻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用“五位一体”的整合性思维探索学科的发展。
3.开放性。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开放性包含两个层次。
首先，开放性强调的是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交叉性、协同性和融合性[9]，主要表现在吸纳不同学科成果、鼓励不同学科协作、打通不同媒体边界这三个方面，此外也表现在对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举。中国式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否定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要兼收并蓄，将好的经验为我所用。其次，开放性从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包容性，即允许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理论的存在，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更需要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创造出融通中外的学科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新时代文明观，只有文明互鉴、美美与共，才能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将全人类带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意识里层：重思基础性、保持政治性、聚焦人民性
不同于学术性、思想性、开放性对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所起到的直接指导作用，基础性、政治性与人民性则是从意识形态的层面对中国新闻传播学提出了本质性的要求。这些要求同样适用于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这也是区别于其他新闻传播学的根本所在。
1.基础性。基础性代表的是构建新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基础与理论基础。
首先，每个的发展都是处在其的历史语境当中的，每一个历史节点的选择都会对未来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了每个主体都有其性存在。同样，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也被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所深刻影响着。中国有着一套独立于西方的东方古典思想体系，在历史中有过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相对应的正是被视为西方文明发源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整个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正是从那时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思想启蒙并延续的。而正是由于中国的封建体制较为稳固，导致中国没有赶上全球现代思想启蒙运动与现代化工业革命的初次浪潮，这才使得全球都长期遵循着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同时，由于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历史时期被强制“打开”，中国传统的小农思想被西方现代化思想强烈冲击，落后的局面使得中国迫切希望追赶上西方的步伐，因此对西方的思想理念趋之若鹜，也使得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在中国占据着主导地位。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才一直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其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从中国的历史当中寻求发展的道路。总书记曾经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当今的一切知识都是从历史中得来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应当从历史中找寻答案。
其次，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还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之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现代化，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时代选择。回望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历程，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衍生而来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其实是早于美国主流传播学出现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占据了主要位置、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是当代新闻学的灵魂，贯通当代中国新闻学知识体系的脉络，[10]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史观这一重大成果。但伴随着改革开放，美国主流传播学的大量引进，使得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不断被边缘化了。[11]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就要求新闻传播学重拾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同时也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社会的融通，[12]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2.政治性。政治性表现在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秉持的党性原则。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其本质要求与重大原则的项就是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此语境之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也应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知识体系。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主流传播学，初的目的就是服务于政治宣传，在二战结束后的和平年代，更是被多应用于美国总统大选的研究当中。而在西方自由经济体制主导下形成的传媒业，表面上看似在倡导新闻自由，其归根结底也是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更是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属性，尤其是主流媒体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服务于党的新闻舆论与思想宣传工作。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就十分重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在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他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再次指出，“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更是进一步强调了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在新时代新征程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与处于历史转型期的国内现状，新闻传播学之于的发展与治理有着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3.人民性。人民性在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当中体现为两个面向，一方面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理念的聚焦，一方面是对传播研究中人类主体地位的回归。
首先，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始终将推动人的自由发展置于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位置，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所在。“媒体要为人民讲话,要让人民讲话,要讲人民的话”[13]，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人民性的聚焦，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是主流媒体新闻报道以及舆论导向中对人民立场的坚守，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关心群众的疾苦，守护群众的健康，反映群众的呼声；[14]第二是在具体的媒体实践中发挥人民的主体性作用，例如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当中，群众路线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着重提出的“枫桥经验”，就是发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典型案例，而互联网的普及更是进一步扩充了人民群众参与到与社会治理当中的路径；第三是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人民性的实现离不开党性的领导，党性的实现也离不开人民性的支持。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中提出，“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这强调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要使人民的思想觉悟与党保持高度一致。此外，总书记在面对网络社交媒体所带来的主流媒体用户流失的现状时提出，要“加大力量投入”“不能被边缘化了”，要求主流媒体深入掌握人民，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所思所想[15]，从而能够更好地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其次，对传播研究中人类主体性的回归，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范式转化。在美国主流传播学研究范式中，对于人的研究大多从传播者和受众两个方面进行，但由于西方的工业现代化一方面鼓吹自由市场，一方面又把人单向度化为一个工具、一种物品而存在，[16]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在此基础上诞生的美国主流传播学研究中的研究对象也有着标签化、扁平化的特征，传播者与受众之间难以形成双向的转化。因此，随着互联网尤其是更具有交互性的Web2.0的兴起，美国主流传播学的解释力日渐薄弱，对于用户的研究逐渐取代了受众研究。但由于媒介技术的快速迭代，智能技术的迅速崛起，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似乎又陷入了另一种技术主义的范式当中，对平台、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智能影像、物联网等技术以及媒介物的研究层出不穷，而近期人工智能语言模块ChatGPT的出现，更是引爆了社会与学界对能否形成自然人与人工智能体和谐共生的社会新秩序[17]的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技术取代人类的“赛博式”隐忧。然而，新闻传播学的本质是对人类信息传播活动进行研究的学科，当人与物、物与物的对话逐渐占据了更多学科研究视野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又将何去何从？由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实践当中必然会出现诸多与人际沟通相关的问题，比如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缓慢，城乡发展不均衡、融合不充分，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受阻等等。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在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应当重视人类主体性的回归，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
结 语
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宏观历史背景中，新闻传播学在面对人类社会诸多问题时的解释力、作用力、创造力与影响力愈发凸显，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加快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尤为重要，要在学术性、思想性、开放性、基础性、政治性、人民性这六个特征的基础之上，不断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学术体系、活化话语体系、深化社会贡献，[18]从而更好地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地指导中国实践。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媒体制机制创新研究”（批准号：18JJD86000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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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刊学术顾问；樊子塽：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3年第8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胡正荣,樊子塽.新闻传播学历史使命与自主知识体系特征[J].青年记者,2023(08):9-13+18.
编辑：小青
